​国军抗战:战斗力如何？请看苏、德顾问的评价

国军抗战:战斗力如何？请看苏、德顾问的评价

国军抗战有多能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们不妨来看看德国和苏联顾问的评价。

参加淞沪会战的国军德械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虽然第一枪是在北平打响，但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坚持留在了淞沪战场，想看看德式中央军和日军开练的结果如何。

国府德籍军事顾问团第四任总顾问：亚历山大 冯 法肯豪森

八月份，国军先是处于攻势状态，紧接着又抗击日军登陆，战线不稳定，法肯豪森没能深入一线观察，因此血压控制得还不错。到了8月30日，日军第一波增援登陆完毕，双方进入阵地战阶段后，总顾问就绷不住了。9月7日，他气急败坏的向蒋公报告：

关于淞沪会战法肯豪森第一次报告

指出国军进攻没计划，指挥不坚定，打仗没重点，连作战分界线也没有划定，指挥官屡屡坐失良机，互相之间完全不配合，各个都想保存实力，都用少数兵力进攻，一点也不精诚团结，把猛虎扑兔打成了病猫挠痒痒。

参谋工作更是一团浆糊，没有任何一个司令部建立了正常的轮班制度，敌我态势图也画得十分写意，长官们全凭第六感打仗。步兵没有分散配置，与步兵炮、迫击炮的协同也很差。根据法肯豪森的观察，在淞沪战场上的国军，只要指挥官意志坚定，无论敌人怎么狂轰滥炸，部队都有良好表现，只要长官保持镇定，士兵们根本不怕。但大多数团级指挥官却很容易受敌军舰炮和轰炸的影响，惊慌失措，丧失指挥能力，各个师经常和上级失去联络长达几小时、甚至一整天。至于日军的舰炮、航空兵火力，法肯豪森认为只有精神上的影响，很少造成实际损失：

同样，《郭汝瑰回忆录》和陈诚的《淞沪会战阵中日记》都明确记载，西北军王修身部守刘行，由于工事坚固，战斗意志坚定，在激战中顶了九天，最后撤出阵地时，仍然有不错的战斗力，还帮友邻部队打了次反冲锋。

资料来源：陈诚淞沪会战阵中日记

反而是装备更好的胡宗南部第一师，三天就溃不成军。

资料来源：郭汝瑰回忆录

炮兵就更让人失望，由于德式重炮性能好、射程远，因此阵地设置离前线很远，不但拉大了和观测所之间的距离，增加了误差，也根本不跟步兵搞协同。对虹口日本海军司令部，打了很多珍贵的150毫米炮弹，结果居然一发也没打中。而且，由于没有统一指挥，没有详细计划，也基本上没对黄浦江上的日军舰船进行有效压制，让敌人来去自如。因此，被蒋公寄予厚望、也被各路网文吹上天的德式十五榴重炮团，在淞沪战场的实际作用：“究属微小”：

国军炮兵战斗的低下，也得到后来苏联炮兵顾问的证实，1938年，苏联顾问对驻西南的国军炮兵进行检查时，发现它们除了伪装做得好之外，射击水平极低，就算直瞄射击也打不准，间接射击、夜间射击就更打不准，炮兵营搞个射击准备，花了四个半小时，测地得出的数据误差，还高达25%-30%：

由于还是继续把阵地设置得太靠后，与步兵仍然是既联系不上、也配合不了：

打不了仗也就算了，居然连跑也跑不了，因为基本不作撤退预案，一旦打起来，不但经常抛弃大炮，连马匹也经常送给鬼子，哦，对了，他们人倒是每次都可以溜掉。

“除人员退出外，一切武器马匹等尽被敌俘”

你以为这就够高血压了？不不不，这才刚开始呢。

10月8日淞沪会战中日两军位置

10月，法肯豪森又发现，国军增援部队进入阵地时，居然不搞侦察、警戒，也没有火力掩护，蒙着脑袋往前走，一遭遇敌人炮击，马上就是重大伤亡。好不容易进入阵地了吧，部队又挤做一团，再次给日军大炮提供良好的目标：

而且所有阵地全部是一线配置，防御水平还不如布尔战争时期，无论哪一点被日军突破，国军整个阵地就全线动摇，陷入溃退，这时候长官们往往又慌了神，命令预备队在毫无火力掩护的情况下反攻，导致生力军被迅速消耗。

既然发现了问题，那把阵地改改，行不行呢？还真不行，因为后方纵深阵地一旦修好，就会对长官们“形成莫大之心理吸引”，导致他们一有借口就要往后溜。所以，笨得要死的一线防御，似乎还真是国军唯一能采用的方式。

由于会战已经打了两个月，长官们吃不了野外搭帐篷的苦，也因为怕挨炸，不敢靠近公路、铁路，大多把指挥部搬进了舒适、隐蔽的江南乡村，全靠电话和前线联系。他们倒是舒服了，但电话线一断，联络就要中断几个小时，而江南乡村的狭窄田埂，又无法让摩托车、自行车和骑马传令兵快速通行，因此指挥部经常失联，前线就越发混乱。

后勤组织更是一塌糊涂，不但骡马运输队毫无秩序，金贵的卡车也遗弃得到处都是，本来就是个落后国家，好不容易买点外国装备，还不知道爱惜。对此，法肯豪森还给出了办法：只需要给前线返回的空卡车配备牵引绳，把损坏的车辆拖回南京，就能修理了——什么？你说没有“没有修车的零部件”？别着急，法总顾问连这个都帮你想好了：苏州附近有150辆闲置的破旧公共汽车，可以用铁路运回南京，拆东墙补西墙嘛——瞧瞧，人家一个外国佬比国府还会过日子，简直是打长官们的脸啊。也难怪蒋公的批示都尴尬得语无伦次：“此意见甚对，应修正词句以通令各下级官长切实遵照，但对其词句应加修正”——意思是你对，但写作是我强啊！

强行挽尊嘛，大家理解。

不过话又说回来，好坏都靠比出来、部队都靠人来带，根据德籍顾问史培曼的报告，在淞沪战场令人失望的中央军到了山西战场，和阎锡山的队伍一比，简直就是乖宝宝，因为他们的指挥官换成了卫立煌。

大家也知道，晋军嘛，是民国军头里的战斗力地板，阎锡山的指挥特点就是啰啰嗦嗦、天天开会、事事犹豫，不能下明确命令，喜欢搞复杂无比的计划，又每次都执行不了。高级将领都热衷于保存实力，把大部分部队当作了预备队，导致前线兵力紧张。好不容易来了点增援部队吧，长官们这下倒很有闲心，一定要在太原接待接待、慰劳慰劳。

中央军打仗虽然好一点，但防御时不知道利用反斜面，进攻也没有章法，对危险地段异常疏忽。进攻时步兵缺乏“奋勇气概”，都不能在指定攻击地点“照直前进”。明明大家是在山西主场作战，却还没有鬼子熟悉地形，很多山间小路、公路都没有布防，不少险要的关口，就是因为被日军小部队绕过，才迅速沦陷的。

从整个山西战场来看，只有三件事让德国顾问满意，一是在卫立煌的指挥活泼、勇敢，不但手下的中央军表现出色，也把一部分晋军也带动得“略有勇气”；第二是晋军的一百多门大炮效率很高，在山西北部的战斗中鹤立鸡群，功不可没；第三，第18集团军有“特殊力量”、指挥优秀、官兵勇敢，可惜装备太差，只能在夜间和山地袭击日军后方。由于西安事变后蒋公夸下海口，说红军改编后归他本人亲自指挥，所以四舍五入，我们这伙八路当时也算中央军，优秀的表现给蒋公嫡系平均了一下。

1938年6月，德国外交部下令，要求全体德国军事顾问尽快离开中国，即便违反与合同也在所不惜，任何人胆敢抗命，就视同公然叛国，取消国籍，没收财产：

这时候釜底抽薪，实属不地道。不过好在苏联军事顾问已经抵达，不但补上了空挡，也重新开启了对国军的锐评。陆军方面，什么一线配置啦、运输混乱啦，到苏联顾问时代也没改，就不重复放送了，对空军值得重点说说。

完全不知道吸取教训的军队：国军

1939年，苏联军事顾问团第二任总顾问福尔根，就对蒋公表示，您这空军吧，啥都好，就是打仗不行：命令轰炸北海的日军舰队，他们飞去了广州湾；命令到南宁附近轰炸，结果飞到了梧州；昆仑关战役关键阶段，正指望重型轰炸机对日军据点扔重磅炸弹，地面上联络板都摆好了，结果三架重轰竟然一股脑飞到了南宁。

而且从内地调动到前线机场，要花整整13个昼夜，黄花菜都凉了。没办法，二战时空军转场的顺序，一般是指挥官和地勤人员先出发，然后战斗机，最后才是轰炸机。国军偏要反着来，结果轰炸机飞到机场上空，没有战斗机掩护，战斗机降落时，也没有指挥官和地勤协调，当然就是一片混乱，事故频发，这么看来，13天能到目的地，该烧香了。

更可笑的是，早在1938年，苏联向伊宁派出大批飞行教官，训练国军飞行员，而直到1940年8月，国府仍然拒绝给苏联教官的提供宿舍，理由是苏联没有及时给学校提供汽油，所以咱们也不给俄国佬房子住；1939年，双方就约定设立伊16战斗机组装厂，可建厂协定签署一年多，把伊16都拖成了“落后飞机”，长官们仍然拒绝开工。

而且，各地等维修苏制飞机堆积如山，被苏联顾问发现的就有83架。蒋公大惊之下让长官们自查，长官们表示俄国佬冤枉我们，哪是什么83架，明明是96架！也就是说占当时国府空军实力四分之一的飞机长期趴窝，也难怪总顾问血压高。

福尔根还算好，在中国呆了一年多就被召回了，接下来的崔可夫才是被空军老爷们折腾得够呛。1941年，崔大帅忍无可忍，几乎是指着鼻子开骂了。

首先，国府空军纪律废弛，有功不奖，有过不罚，公开允许飞行员用作战飞机搞走私，1941年苏联向国府交付的一批轰炸机和战斗机，从苏联飞到哈密的过程中，没有一架损坏。而国军飞行员一接手，啪！完蛋了！——两架伊16、10架斯波轰炸机、20架伊153被完全损毁，另外19架需要大修

还没打仗呢，自己就先把飞机摔没了。至于原因，就是因为允许飞行员夹带走私货物，导致飞机超重。

“纪律水平低微”

战斗训练也极差，直到1941年还没有确定投弹训练场的位置，也没有空中打靶的设施，而且飞行员对机械技术更处于从上到下都不懂行的状态，崔可夫在视察时，向飞行员和机械师提了几个简单的机械问题，居然没有一个人能答对，一个老陆军，都能用飞机的机械问题，把国府的空军问得哑口无言，可见国军“飞官”们的地板级技术水平。

“战斗教练水平低微”

指挥方面就更是经常莫名其妙。

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1941年国军“飞机跑警报”的过程中。1941年5月26日，西北方向发现了一个日军机群，敌人既然在西北，汉中一带并没受到明显的威胁，可空军指挥官又吓得惊慌失措，自作聪明，命令第五大队立刻从成县机场飞往兰州去“躲避”——敌机就在西北，你从汉中飞到兰州去“躲避”？崔可夫评论为：完全是让飞行员去送人头。这哪是啥水平问题啊？简直就是智商问题！

果不其然，飞到一半，在天水机场附近，国军18架伊153就遭遇了5架“零”式战斗机。伊153是个双翼战斗机，机动性好但速度慢，碰上了零式跑不掉，大部分飞行员只好抛掉副油箱，准备拼一把。运气好的是鬼子飞行员比较怂，看到国军飞机是自己的三倍，也主动撤离了战场。没想到带队的副大队长是个机灵鬼，飞机跑不了，我这个人可以跑啊！才刚刚看见零式呢，他就自己破坏了飞机发动机，跳伞逃命去也。这下好了，本来已经安全了，国军机群只要继续往兰州飞就行了。但除了逃命的副大队长，其他飞行员根本没有收到飞行计划，不知道最终目的地是兰州，只知道跟着长机飞，看到副大队长阁下这么积极的拥抱大地，还以为天水机场就是目的地，因此都急着降落。机场指挥官也是个二货，明知道空中有敌机，也真敢就让他们降落。

结果安逸了——原本就没飞远的日军战斗机，一看国军飞机居然降落，嘿！送上门来的便宜哪有不占的？国军最后一架飞机刚落地，鬼子战斗机就悠哉游哉的回头过来扫射机场，把降落的16架伊153和1架斯波轰炸机全部摧毁。

大家说说，这都什么破事啊！

其实，早在1937年，德国顾问就发现，虽然蒋公很热情，但下面的国军长官们对他们却很反感，第二战区是派参谋长应付，后来降级到参谋处长接待，再后来直接明说：德国佬天天来，太烦人！第五战区也一样，从来不准德国顾问参与计划研究和制定。当然了，由于当时德国和日本已经越走越近，德国顾问又是蒋公请来的，地方实力派的长官们多长个心眼，也说得过去。

但根据1939年戴笠报告，国军各个战区司令和高级将领，对苏联顾问也是敷衍了事，对武器、战术漠不关心，反而经常向苏联顾质问什么“康米主义和三民主义哪个好”、“苏联人民平等不”，个个争当蒋公好弟子，好像觉得把这类的脑血栓问题提出来，就能对人家搞什么策反似的；

福尔根跟陈诚谈个战术问题吧，陈长官没把战术听懂多少，反而觉得人家是来暗示，要蒋公不准趁机解决“特种汉奸”的——冷知识，抗战期间国府把汪精卫那帮虫豸称为汉奸，把我党称为“特种汉奸”——瞧瞧这令人震惊的脑回路。

也许只能说，国府的各位大佬们确实分不清主次，即便在朝不保夕的岁月里，如何充分利用一切资源打败鬼子，也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