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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01 23:51:48
明朝三大才子之首杨慎简介 杨慎的思想主张以及代表著作有哪些?
杨慎是明朝时期的三大才子之首,杨慎有哪些思想主张?代表著作有哪些?杨慎的生平经历是怎样的?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杨慎简介:
杨慎(1488~1559)明代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字用修,号升庵,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杨廷和之子,汉族,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正德六年状元,官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
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终明一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慎可推为第一。其诗虽不专主盛唐,仍有拟右倾向。贬谪以后,特多感愤。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
杨慎生平经历介绍:
杨慎自幼聪颖,十一岁即能作诗。十二岁,写成《古战场文》,众人皆惊。进京后,写《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让他在自己门下学习。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中式辛未科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出居庸关,杨慎上疏抗谏,被迫称病还乡。此外,杨慎的父亲也是明朝的三朝老臣——内阁首辅杨廷和。
明世宗即位,被召至京师,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爆发,杨慎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於左顺门,撼门大哭,自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世宗下令将众人下诏狱廷杖,当场杖死者十六人。十日后,杨慎及给事中刘济、安磐等七人又聚众当廷痛哭,再次遭到廷杖。杨慎、王元正、刘济都被谪戍。
杨慎动身前往戍地云南永昌卫。从前其父廷和当国之时,曾经裁撤锦衣卫冗员,有怀恨在心者趁机埋伏在途中,伺机加害杨慎。杨慎有所准备,处处小心。驰骋万里,到达云南之后,几乎一病不起。两年后,杨廷和生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其父病愈后又返回永昌。不久,率家奴协助平定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嘉靖八年(1529),杨廷和病逝,杨慎获准归葬其父。此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
世宗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才稍觉宽慰。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
杨慎年近七旬时,曾返回泸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抚派人押解回永昌。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卒於戍地。明穆宗隆庆初年,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天启时追谥文宪。《明史》有传。喜藏书。早年,明司礼监大藏经厂,贮列朝书籍甚富,他多次至阁中翻览书籍。据传曾攫取数册《永乐大典》据为己有。
其后主事李继先奏命查对时,戏以窃书之名。家有“双桂堂”,为读书、贮书之所。曾编撰有《杨氏书目》,明末藏书家王道明在其《笠泽堂书目》中有记载。清初姜绍书记明一代藏书家,将他与杨士奇、吴宽、茅坤、宋濂等并列。著述多至100余种,李调元刊《函海》时,曾作专辑收录所著之书。重要结集有《升庵集》散曲有《陶情乐府》。
杨慎的代表著作有哪些?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江陵别内》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宿金沙江》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衬出离愁的痛苦。
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
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而仍然不得温饱的贫苦生活。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
杨慎的思想主张是怎样的?
揭示理学和心学都存在着“重虚谈”、“多议论”、“学而无实”、“学而无用”的弊端。
杨慎说: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故高远之弊,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于(而效)小,学而无用,世以俗学以之。
铲史,逃儒归禅”,同时又明确点示理学同禅学也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颐“活泼泼地”之类的话就是以佛家语录入章句,他说余尝评之曰:《说文》之解字,《尔雅》之训诂,上以解经、下以修辞,岂不正大简易。……至宋时,僧徒陋劣,乃作语录;儒者亦学僧家作语录……欲求易欲,反为难知;本欲明经,适以晦道矣!
甚者因陋就简,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说,道理之谈,辞达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这里所说的“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是陈献章(白沙心学)所为。可见,在杨慎看来,“学禅家”而导致儒学之“理”难知,圣道几晦,实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通病。
擒贼先擒王,对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
杨慎不仅从学术、思想的诸多方面批评朱熹,如在《陈同甫与朱子书》中讥朱熹自立门户,在《文公著书》中责朱熹“违公是远情”,在《俗儒泥世》里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颠书》中批评朱熹文学艺术上的失误,在《圣贤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学上的纰漏。
如何等等,难以详述,而且,他更一针见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学“失之专”,“失之专者,一骋意(己)见,扫灭前贤”,用其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儒家经典,否定汉唐诸儒经说,以确立其自己的思想权威,而后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谈性命,祖宋人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这必然要导致“经学之拘晦”。
对明代中后叶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有所批判。
杨慎借云南副使陈梦祥《六经》“一字一义皆圣贤实理之所寓,实心之所发”的话,职责陈献章“六经皆虚”论实“非圣人之蕴”,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说:“儒教实,以其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天下之实。陈白沙诗曰:‘六经缘在虚无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也,岂儒家之学哉!”
杨慎更怒斥王阳明为“霸儒”、“儒枭”,批评其以儒为表、以佛为里,证性见心、“驱儒归禅”,背叛了儒家的经义,说:“迩者霸儒创为新学,削经划史,驱儒归禅,缘其作俑,急于鸣俦,俾其易人,而一时奔名走誉者,……靡然从之。”他又寓庄于谐地对人们何以会对阳明心学“靡然从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语道:余友蒋兆晕芝善戏语而有妙理,尝论讲学之异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说,久厌听闻,‘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说一出,新人耳目。
如时鱼鲜笋,肥美爽口,盘肴陈前,味如嚼冰,蚁而厌饫,依旧是鹅鸭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厌,却爱装旦;此北《西厢》听厌,乃唱南《西厢》。观听既久,依旧是真旦、北《西厢》出也。公多与辩,但徐徐俟之。”
在《云南乡试录序》中更揭示阳明集心学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诸说造成了明代中后叶知识界的空疏浅陋,谓:“今士习何如哉!其高者凌虚厉空,师心去迹,厌观理之烦,贪居敬之约,渐近清谈,遂流禅学矣。卑焉者则掇拾丛残,诵贯酒魂,陈陈相因,辞不辨心,纷纷竞录,问则口,此何异叟诵诗、阍寺传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论者又如此,视汉唐诸儒且恧焉,况三代之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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