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34岁夫人：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切记

1942年陈独秀临终前，叮嘱34岁夫人：你可从速改嫁，但有一事切记

1942年5月25日，当病榻上的陈独秀走到生命中的最后一程，他在这世上最放心不下的人，莫过于年仅34岁的夫人潘兰珍。

陈独秀自知不久于人世，可是潘兰珍的日子还长。想着这些年她跟自己过着风餐露宿、朝不保夕的日子，陈独秀心酸不已，紧握她的手说：“兰珍，我对不起你，你跟我这些年，除了担惊受怕，就是吃苦受累。”

潘兰珍听了这话，泪如雨下，她拼命摇头道：“兰珍孤苦伶仃，如同路边野草，承蒙先生不弃，今生得以伺候先生，已经知足了！”

看着这个对自己掏心掏肺，最后一刻都不晓得为自己打算的傻女人，陈独秀更加难过。他希望潘兰珍在自己走后不再天涯飘零，可是回首自己这潦倒的一生，他根本没能为爱人留下什么遗产。

陈独秀于是交代儿子陈松年把家中的五只古瓷碗留给继母。这唯一值点钱的瓷碗，还是他在南京坐牢的时候朋友送的。他希望这点东西能让妻子好过一些。

丈夫弥留之际的牵挂，让潘兰珍泣不成声。

在陈独秀一生的三位夫人中，潘兰珍自认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她不像陈独秀的发妻高大众，为丈夫诞下了像陈延年、陈乔年这样的英雄儿子，也不似陈独秀的二妻高君曼那样才貌双全，能解丈夫的文人风情，在事业上助他一臂之力。

但是世间姻缘就是这么奇妙，月老的红线偏偏把潘兰珍这个大字不识的底层女子与陈独秀这样一个曾经影响历史格局的时代英杰捆绑在了一起。

潘兰珍1908年生于江苏通州的一个贫苦农家。1912年，年仅4岁的她随父母背井离乡，逃荒来到上海。

那时一家人全靠父亲在烟草公司做装卸工和母亲捡垃圾维持生计，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后来，潘兰珍又有了弟弟妹妹，生活更加艰难。小小年纪的她不得不跑到纱厂当起了童工。

苦难的日子好不容易熬到17岁，潘兰珍终于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漂亮姑娘，可是没想到漂亮首先带给她的却是不幸。

厂里的工头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开始常常骚扰她，逃无可逃的潘兰珍遭受了强暴，而后被迫与一个流氓结婚，婚后受尽凌虐。

潘兰珍忍无可忍，终于鼓起勇气离家，在石库门附近的贫民区里租了间房子，从此过自力更生的独立生活。也是在这里，她遇到了恰在逃亡的陈独秀。

那是1930年，在国民党高达3万赏金的悬赏捉拿令中，陈独秀一路逃到上海，隐姓埋名，因缘际会与潘兰珍成了邻居。

由于陈独秀深居简出，从不向外人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人们都叫他“李先生”。陈独秀跟街坊四邻很少讲话，却非常喜欢小孩子，有时还教邻家的孩子们识字。

潘兰珍在厂里做工，每天上下班见到这个年过半百的先生不是写字就是看书，孤身一人冷冷清清，起居饮食也无人照应，心生同情，于是经常帮着陈独秀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帮他生个炉子热个饭。

这份萍水相逢的恩情，让身处人生低谷，狼狈不堪的陈独秀十分感动。

彼时他寄予厚望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已经先后牺牲，原配夫人高大众在病中郁郁而亡，第二任妻子高君曼也因性格不合离他而去。

陈独秀彻底沦为孤家寡人，与此同时，他的事业遭受重创。因为犯下错误，他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办的组织，好友胡适因政见不同与之分道扬镳，国民党更是设下天罗地网通缉他。世界之大，却无他的立足之地。

人到中年，再遭人生风浪的陈独秀不免在情感上孤单落寞。所以面对眼前这个人美心善的姑娘，陈独秀倍感温存，也开始找话跟她说。

在得知潘兰珍的不幸身世后，陈独秀很是同情，常常借书给她，教她习字，希望她有朝一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潘兰珍感激涕零。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她爱上了这个为人亲善，又有学问的“李先生”。

一来二去，他们生活在了一起。那段时间，陈独秀像个长者一样呵护潘兰珍，教她识字明理，学习文化。潘兰珍则一边去工厂做工挣钱，一边无微不至地照顾陈独秀的生活起居。两人互为彼此的依靠。

相处两年，潘兰珍一直希望有个孩子。陈独秀也迁就她的心情，不顾在逃的风险，同意她领养一个孩子，于是他们有了后来的养女潘凤仙。

至此小家庭尘埃落定，潘兰珍觉得找到了此生最坚实的依靠。奈何命运弄人，就在一次她带着孩子回老家后，陈独秀还是因行踪暴露被捕。

潘兰珍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焦急地到处打探先生的下落，却杳无音讯。

就在她倍感绝望之际，街头巷尾的报纸都在传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陈独秀是谁？过去大字不识的潘兰珍自然不知，但她却一眼就认出了报上登出来的照片——这不就是自己的先生吗？

潘兰珍才知道原来与自己同居两年的李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共产党的要员，也是国民党恨之入骨的要犯。

想到这里，潘兰珍的心头一紧，也顾不得那么多就辞别父母、安顿了养女，火急火燎赶到陈独秀所在的南京老虎桥监狱。

当狱中的陈独秀再见风尘仆仆赶来的潘兰珍时，他难以想象这一切是真的。他难以想象眼前这个瘦小纯朴的姑娘，从上海到南京这一路，要吃多少苦，受多少罪，磨多少嘴皮求多少人，才得以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吃着潘兰珍送来的饭菜，陈独秀老泪纵横地对她说：“你快回去，好歹上海还有工作。你想想，我在监狱里还能给你什么呢？”潘兰珍却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她已决心要留下来照顾陈独秀。

陈独秀过去有位学生在南京国民政府当官，一度邀请潘兰珍去自己家里住，潘兰珍却坚持在监狱旁租了一间陋室。她说人家是大官，住在那里不方便。

为了维持生计，潘兰珍平日里还做些洗刷、缝补的零工，用挣来的钱就近照顾监狱里的陈独秀。陈独秀得知后，对她的品格更加刮目相看。

陈独秀后来在南京的监狱坐了五年牢，潘兰珍就坚持给他送了五年的饭。在那个谈“共”色变的时局下，潘兰珍本有一万个明哲保身的理由，与陈独秀一刀两断，去过自由的生活，但是她始终不离不弃。

无论是从物质还是精神，潘兰珍的到来都给了陈独秀深深的慰藉，让体弱多病的他在狱中仍能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专著一部接一部地问世。

1937年，随着抗战爆发，日军兵临南京城下，陈独秀在多方抗议和担保下，获释出狱。

重获自由的他面对未来，其实还有很多选择。一方面，蒋介石开出10万经费的价码，邀请他为国民政府效力；另一方面，身在美国的好友胡适也抛来橄榄枝，邀请他去国外出书挣钱。

面对这些世俗意义上可以高官厚禄的路子，陈独秀嗤之以鼻，他把全部心力都放在了抗日活动中。于他而言，国难当头，无论是给蒋介石当走卒，还是跑到美国独善其身，都是对毕生信仰的亵渎和背叛。

也是因为这种不屈不挠的文人风骨，出狱后的陈独秀一直穷困潦倒，过得很苦。难能可贵的是，潘兰珍却能理解丈夫的心气，从无怨言。

1938年8月，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控，陈独秀受好友邓仲纯之邀，携家小前往重庆江津，不承想刚刚落脚就遭到了邓夫人的冷遇。

邓仲纯是至真至诚的革命人士，对陈独秀的到来非常欢迎，邓夫人却担心家里因为陈独秀遭到牵连。故而对这对夫妇常常说些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难听话。

寄人篱下的陈独秀不堪一次次折辱，终于在翌年搬到了江津县旁的一个小山村。这里的生活相对清净，物质条件却极为艰苦。

当时陈独秀的家乡安庆在战火中陷落，儿子陈松年带着祖母、妻子和孩子也流亡到了四川投奔他。陈独秀虽然是《时事新报》的特约编辑，平日还可以赚些稿费贴补家用，但是这笔钱想要养活一家六口人，无异于杯水车薪。

况且客居江津时期，暮年的陈独秀已是疾病缠身，高血压、肠胃炎、心脏病，种种毛病都随着年纪的增长找上了他，恶劣的生活条件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最严重的一次，他在床上整整躺了10个月。

陈独秀重病期间，都是潘兰珍贴身在旁照顾。不仅如此，她也承担起了照顾婆母的重担。陈独秀的孝顺是出了名的，由于养母双目失明，过去他总是给母亲亲侍汤药，亲手喂饭。陈独秀病倒后，这些任务就落到了潘兰珍的头上。

她每日不厌其烦地为婆母梳洗，修剪指甲，捶背揉腰，任劳任怨。一家人挤住在一起，难免会有矛盾，潘兰珍也总是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维持这个家庭的稳定。唯一让她感到束手无策的，倒是全家人的经济问题。

为了给陈独秀抓药治病，此前潘兰珍已经被迫当掉了陈独秀唯一值钱的大衣，可是生活还是捉襟见肘。有一次，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她试探性问：“先生，你能不能从中取出一点款子，就算借，以后还不好吗？”

听到“两万元”的字眼，陈独秀瞬间瞪大了眼睛，在床上大叫道：“不可能，决不能！他陈立夫只要不收回成命，我陈独秀绝不为五斗米折腰，那钱我们不能动分文，哪怕冻死、饿死……”

原来陈独秀写了一本书，起名《小学识字课本》，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硬要陈独秀更名以后才准许出版。陈独秀偏不同意，声称一起不改，双方因此僵持不下。

陈独秀将预支给他的两万元稿酬，全部存入中介人手中，不愿挪用一分一厘。看着倔强的丈夫，潘兰珍也不好再说什么。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她最后只能偷偷当掉自己的戒指和耳环，才解了全家人的燃眉之急。

为了解决长久以来吃饭这个大问题，夫妇俩向当地农民学起了种土豆，过自耕自足的生活。

可是江津鹤山坪一带的盗贼，暗想做过共产党大官的陈独秀，一定有不少油水。于是在1940年的一个仲夏之夜，打洞进屋，盗走了陈独秀的十几件衣服和尚未出版的书稿。

衣服倒是其次，书稿的遗失却让陈独秀气得捶胸顿足、心力交瘁，无形中加剧了他病情的恶化。

屋漏偏逢连夜雨。1942年5月初，在一次误食了发霉的蚕豆花后，陈独秀的病情急转直下。潘兰珍急得四处寻医问药，都没什么结果。陈独秀在友人的资助下住进了医院，全靠强心针维持着生命，直到1942年5月27日。

临终前，他给相伴12载的潘兰珍留下了这样两条遗言：

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但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即那2万元），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前者是陈独秀要免去潘兰珍的心理负担，让她后半生能有个归宿；后者却是他这个轴了一辈子的文人最后的私心，毕竟最苦最难的时候，他都不曾失了文人风骨。

陈独秀过世后，社会各界组织发起募捐，为他筹措了共计3万多元的丧葬费。一向尊重丈夫朴素心愿的潘兰珍破天荒地从这笔钱中拿出了一小份，给陈独秀置办了一身青丝衣裤，又在棺材上为他扎了一朵很大的白绸花。

要让一生尊严的丈夫尊严地离去，这是潘兰珍最后的执念。

陈独秀逝世后，潘兰珍也谨记他生前的遗言，自力更生。往后余生，无论世道如何艰难，生活如何困苦，她都没有变买过陈独秀的一样遗物，更没有动用过“陈独秀夫人”这个名号去为自己谋一丝名利，寻一点方便。

1943年，潘兰珍进入四川的一座农场当了一名普通工人，抗战胜利后她又回到上海，在一所小学校食堂找了份煮饭的工作。

人到中年，孤苦无依的潘兰珍非常想念家人，于是把老家的养女接到了身边。母女俩相依为命，虽不富裕，但是日子却平静安心。

可惜好景不长，1949年，潘兰珍被查出罹患子宫癌，同年10月，年仅41岁的潘兰珍就因病不治，撒手人寰，结束了自己命途多舛的一生……

作为陈独秀的第三任夫人，潘兰珍这一生没什么传奇的浓墨重彩，也无任何壮举能让她在历史上留名。

但是在才女佳人群星璀璨的民国，她的故事却让人过目不忘。也许朴素的感情，自有万钧之力。

这份力量让我感喟于在那个风气初开，道德与自由边界尚且模糊的年代，还能有这样一位女性，在没有一纸婚书的束缚下，竟能以最纯粹的初心坚守一份最淡泊朴素的感情。

在这个层面上，她与陈独秀一样，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