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东皋以舒啸（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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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赞叹有加的《归去来兮辞》有何独特之处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一曲归去来在各朝各代的文人心中烙下了不可替代的印记，而在两宋与民国时期更是出现了大量追和之作。这篇文辞能受到如此之大的关注与文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子曰学而优则仕，然而仕途又常坎坷，在面对黑暗的现实之际，文人士大夫常常徘徊于入仕与隐逸之间，而《归去来兮辞》则为知识分子们做了一个范本，文人们也能借此表达自己的高洁志趣。文学大家苏东坡更是对这篇辞作先后作了三次在创作，能够得到苏东坡的如此喜爱，陶渊明应是会叹惜当时少了一位知己吧。

一、《归去来兮辞》的抱真隐逸思想

陶渊明在宦海浮沉了十几年，弱冠之年就开始游宦，以谋求生路。沈《传》：”弱年薄宦, 不洁去就之迹。”然则渊明任州祭酒之前尝为生活所迫出任低级官吏，这种低级官吏虽能亲近百姓，但却更让人无力，因为小吏权小力微受制于人，只能违背本心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伤害百姓的事情，这种生活让陶渊明痛苦不堪。”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在那种环境下无法保持本性的真淳，只有“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回归田园才能找回本心，”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这首归去来便是在这种心境下出生的。

陶渊明一贯以隐士形象出现，以真诚、淳朴的性格示人，希望时事如他所愿，但重视难以实现，”大伪斯兴”，正直之士反而”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陶渊明自诩”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说自己的刚强胜过玉石，这种坚贞高洁之志就是陶渊明所追求的”真朴”，这种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的质朴自然上，更溢于文辞的精神感染之中。当时晋宋时期的文学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以仿谢灵运的大方巧妙但冗长拖沓的、以故事堆砌对偶成篇的讲求雕琢的、与音律相配的智注重辞藻艳丽的风格，其实这三类可归于一类，即之中形式而忽略诗歌情感功用的文学风气，而陶渊明的作品超出了但是的文学风气，成为独立于一时的佳作。

苏轼行书《归去来兮辞》

二、两宋时期苏门群和

陶渊明则以他毫无掩饰的真挚人格、简朴自然的语言风格成为一股清流，在当时虽然没有得到重视，但在苏轼的推崇下成为了隐逸的代名词，”渊明文名, 至宋而极。” 而《归去来兮辞》不仅是陶渊明作品的高峰，更可称得上是隐逸作的顶峰。

苏轼一生酷爱陶渊明诗文, 对《归去来兮辞》尤其钟情, 先后三次进行仿、改、和等再创作，”东坡酷爱《归去来辞》， 既次其韵, 又衍为长短句 《般涉调哨遍》，又裂为集字诗《归去来集字十首并引》 “而对陶渊明其他作品只作一和。苏轼对《归去来兮辞》的钟爱是由于苏轼自感与陶渊明处境相似、感受相近。苏轼当时受到的政治波及，几番被贬，三次和陶都是作于遭贬谪期间，历经乌台诗案、洛蜀党争，苏轼心力交瘁，深感宦海深沉，直叹 “归去来兮, 吾方南迁安得归”，”悟此生之何常, 犹寒暑之异衣”，苏轼已看淡朝堂之上的种种阴郁诡谲， 其倦游思归之心境与陶渊明无比相似，是故有”我其后身盖无疑”之叹。苏轼作的《和陶归去来兮辞并引》序云：”子瞻谪居昌化, 追和渊明《归去来辞》, 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 虽在海外, 未尝不归云尔。”遭贬的自己无何有之乡，连可”归去来”的家都没有，比之陶渊明更悲切，看似旷达实则凄凉 “已矣乎，吾生有命归有时，我初无行亦无留。”

苏轼邀苏辙同和, 苏辙又辗转邀请秦观、黄庭坚、张耒、李之仪、晁补之、李廌等苏门文人共和。这场文学活动持续了五年，苏轼逝世时仍在持续，苏门诸人及其他文人通过和陶来追悼怀思苏轼，这场和辞可算是浩浩荡荡，在当时形成了不小的影响，而”‘陶渊明’纷然一日满人目前矣。”和陶辞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后期形成了热潮。苏门和陶辞成为文坛佳话流传，后代文人纷纷效仿，每代都出了和陶渊明《归去来兮》的辞作，然而再没有一个朝代再出现苏门群和陶辞那种盛况了。

三、民国再兴

在民国时期，民众对陶渊明格外关注，出现了大量《归去来兮辞》的仿作, 而且时人常常引用《归去来兮辞》中的语句或借其题旨以表达情志, 而以”归去来兮”命名的文学、艺术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小说、电影、话剧创作中，时常出现”归去来兮”之名。这种渗透不仅是由于这一辞作被选教材，更是由于其中的浩然正气以及对城市喧嘈生活的不满和官场黑暗的厌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动荡的时势让时人更为困惑，选择更加艰难，而《归去来兮辞》中崇尚自由的意志正是民国时人急需的信念，由此可知民国时期《归去来兮辞》备受推崇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