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威虎山》背后的历史真相

《智取威虎山》背后的历史真相

作者/宋东泽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早已成为中国一代人挥之不去的红色经典，而今电影大佬徐克导演，将昔日的红色大戏搬上了3D电影的银幕，革命的主旋律依然令人热血奔流，英雄情怀和英雄传奇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国共两军角逐的“第二战场”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清末以来，东北政局动荡不安，政府管控能力严重削弱，加之东北人性情粗狂，所以匪势猖獗。他们大都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曾有歌谣形容土匪生活：“当响马，快乐多，骑着大马把酒喝，搂着女人吃饽饽。”尤其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满洲国随之瓦解，东北出现了政权真空，各地土匪乘乱而起。我们熟悉的，“青山好”、“许大马棒”、“草上飞”、“花蝴蝶”、“占天时”、“座山雕”等密布广袤黑土地，他们利用山险地偏，拉杆子，抢地盘，立对号，占山头，成为东北地区的心腹大患。

东北人曾有顺口溜：“有钱的怕绑架，有姑娘的怕抢，走路的怕劫，出门的怕攮”，普通老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在匪患成灾的年代，土匪通常会采用雁过拔毛式的抢劫，一村一镇、挨家挨户地抢。大到金银珠宝、牲口大车，小到粮食布匹、针头线脑，见啥抢啥，绝不放过。稍遇反抗，便要杀人，甚至屠村、屠镇，老少妇孺，皆不放过。浑江一带土匪“冰上飞”，抢劫一老太太，发现手上戴个金镏子，竟直接用菜刀把老太太的手指剁了下来。

就是这样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却在日本投降后，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的部队。国民党为了尽快争取占领东北，采取收编土匪部队并将他们编成所谓的“忠义救国军”、“先遣军”、“保安军”等等，企图阻止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东北。实质上，国民党对他们的任命也就是一纸空文。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总司令就有32名，军长33名，师长158名。土匪势力达到25万人左右，是当时在东北地区共产党军队的2.5倍。收编后，这些土匪对共产党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1946年6月，北满境内的“中央胡子”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大小商铺被洗劫一空，中共政权中二十多名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中共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遭土匪强奸后上吊自杀。

时任北满军区政委陈云给中央发电，认为剿匪是“当前急务”，“北满决胜的一环”。道理很简单，不剿匪，群众就会心存疑虑，发动不起来，也就不可能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就这样，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开展了历时4年之久的清除匪患的斗争。剿匪大致经历了清剿大股土匪、追剿小股土匪，到肃清残匪、散匪和捕捉匪首的过程。从地区进展看，先是按南满、西满、东满和北满的次序，重点则是在北满地区。

智斗“座山雕”——以少胜多的范例

1947年1月下旬，海林县模范村农会主席贾润福突然接到牡丹江一封恐吓信，信中要当地老百姓送10袋白面，20件棉衣，限时送到指定地点，不然就要来村子烧杀抢掠。信的落款是“座山雕”。“座山雕”本名张乐山，原籍山东昌潍，两岁时随堂兄到牡丹江，15岁进山当土匪，18岁便当上了匪首，有50多年的土匪生涯，张作霖和日军都曾想消灭他，但他凭借山高林密的优势，展开周旋，获得成功。日本投降后，他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经过解放军的几次大围剿，“座山雕”匪部只剩下二十多人，但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很是棘手。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牡丹江军分区第二团侦察排长杨子荣奉命出征。1947年1月26日，杨子荣在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找到一座工棚，把头姓孟，很是可疑，杨子荣用黑话试探到，“三老四少，行个方便，娘家失火烧了，想借个道，找小孩子他娘舅去。”孟把头虽都听懂，却是不理不睬。后来，杨子荣又用黑话与孙大德交谈，并一步步骗取孟把头的信任。后来，孟把头把杨子荣领到了附近的一个屯子，并与两位土匪接上暗号。两位土匪答应等禀报“三爷”后，再来接他们上山入伙。两天后，两人如约找到杨子荣。杨子荣让战士把两个土匪绑了，并直奔威虎山。

“座山雕”一路上设了三道哨卡。要是派大部队清剿，不论惊动了哪一道哨卡，土匪都能逃得无影无踪。杨子荣一行每过一道哨卡，都由两个土匪上前搭话，然后，把岗哨一块绑了，一同押上山。过了第三道哨卡不远，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一座被当地人称做“马架房子”的木棚。

杨子荣命令三个战士在外面看好土匪，他带领另外两个战士冲进棚子，各自占据有利位置，枪口对准土匪。棚子里一共7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着一副鹰钩鼻子、留着一把山羊胡子的瘦小老头就是臭名远扬的“座山雕”。就这样很顺利，杨子荣命令战士把“座山雕”和其他几个土匪一起活捉了。这场战斗规模虽不大，但正如样板戏中参谋长赞道：“他也曾虎穴除奸救出多少战友和同胞，入林海他与土匪多次打交道”。积小功于大成也是由于当时土匪活动的规律与特点决定的。

起底杨子荣

1969年北京中南海礼堂，周恩来陪同美国客人观看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演出结束后，只见大卫眼里噙满了泪花，恳切地问周总理：“请问你们这场戏中的英雄杨子荣，是戏剧中塑造的呢，还是真有其人其事？”周总理回答到：“杨子荣是一位真实的、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同时指示身旁的文化部长，尽快找到杨子荣的家属，了解他的身世。

周总理指示下达后，第38军、东北烈士纪念馆和海林县民政部门就再一次组成了联合调查组（此前已于1966年和1968年寻找两回，均没有结果）。当时寻找只要线索有三条：1.杨子荣说过，家乡是胶东，家里有母亲、妻子和哥哥。2.土改时家里分了三间茅屋，一头毛驴。3.家里门口有棵五抱粗的大槐树。

按照线索，胶东地区各县成立了“寻找杨子荣办公室”，各大村屯用大喇叭一天三遍广博，要求村民提供线索。一个星期后，仅荣成县就有上千条线索，但却被一一否决。这时，牟平县嵎峡河村宋学芝老太太及其子杨宗贵参军剿匪的事，传到了调查组。调查组几经核实，基本情节都符合，只可惜杨宗贵没有留下照片，调查组没有最终确认，事情直到1973年才有了转机。《林海雪原》作者曲波在部队档案室无意找到了当年参加表彰会的合影，其中身披大红花的正是杨子荣。曲波托日本朋友，将小头像放大，并送到了调查组。调查组又再次来到嵎峡河村，可惜宋学芝老人已经去世，后来经过战友和杨宗贵哥哥杨宗福的辨认，确认了杨宗贵就是杨子荣。一场耗时8年的苦寻就此落幕。

杨宗贵出生于1917年，3岁时因生活所迫，迁往安东谋生。在安东读了2年私塾。12岁的杨子荣，在安东一家私营缫丝厂当童工，后来到鸭绿江上当船工。后被日军抓当劳工，流放深山采矿。1943年，为了替挨打的工友出气，杨宗贵跟日本人干了一架，偷偷跑回家乡娶了17岁的姑娘徐万秀。结婚第二年，杨宗贵瞒着妻子和母亲，化名杨子荣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此时，徐万秀怀有身孕，并产下一女婴，后来女孩3岁时，因发烧无钱医治而夭折。1952年徐万秀因肺癌病逝，死前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

杨子荣参军后，被编入胶东海军支队。10月下旬，胶东海军支队赴牡丹江地区剿匪，11月，杨子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首长见杨子荣是个“年龄不轻，军龄不长”的老兵，便分配他到伙房当炊事员。后来，在执行任务中表现出色，很快被提拔为班长，侦察排排长。杨子荣在东北漂泊了几十年，熟悉风土人情，对这里行会帮派、三教九流，甚至土匪的黑话也知道一二。他利用这个优势，只身打入虎穴，里应外合，活捉海林县地主武装司令孙江，智擒“姜左撇子”及姜部百余人，生擒了许家四虎，消灭了九彪李发林、马希山等惯匪。活捉“座山雕”后，东北军区司令部给杨子荣记了三等功，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活捉“座山雕”14天后，杨子荣奉命清剿海林北部梨树沟一带土匪。为了不惊动土匪，他们匍匐前进，靠近后猛冲到屋内，这时意外发生了。杨子荣的枪栓被冻住，子弹打不出来了。原来前一天晚间，杨子荣没有带擦枪油，老乡就拿来猪油，结果零下30度的气温导致猪油凝结，枪栓冻死，撞针失灵，而此时屋里射出的子弹打进了杨子荣的胸膛。这位30岁的英雄，永远地被埋葬在了海林县，墓碑上只有生卒年1917—1947。

1950年杨子荣的母亲宋学芝被告知，杨宗贵查无下落，其家属可按失踪军人对待。村里每年给宋学芝10个帮工日，春种时5个帮工日，秋收时5个帮工日。1955年，邻村回来与杨宗贵一同参军的复员兵，说杨宗贵穿着大褂投敌去了。后来，宋学芝被取消优待待遇，“文革”后还被打成黑五类分子。宋学芝不服，开始去县里告状，一场场官司下来，她被气得脑中风，瘫痪在床。1966年，宋学芝弥留之际，要求见村支书一面都没能如愿。死前，她要求把自己埋在山顶上，要亲眼看着儿子回来。认定杨宗贵是杨子荣后，杨家没有享受过军烈属待遇。1991年7月1日，牟平县举行杨子荣广场剪彩仪式后，县民政局每月给杨宗福8元补贴，第一次拿到8元，杨宗福激动得彻夜难眠。

历史就是历史，文学就是文学。我们不能把文学当做历史，但是，文学却可以成为了解历史的窗口。电影《智取威虎山》以其现代化表现手法再现并升华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在展示智慧和震撼力的同时，也弘扬了革命的英雄主义，让青年一代拂去岁月的封尘，敞开记忆的闸门，去追寻永远属于共产党人那份无悔的忠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