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简介（在“风流”与“骂人”之外，王闿运是清末民初真正有文化成就的人）

王闿运何许人也？今天的读者大都有点陌生。王闿运祖籍湘潭云湖桥，出生地在今长沙天心区化龙池，出生日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公历到了1833年元月。

在晚清湖湘军政人才勃兴的时代大环境里，王闿运因严守母命，既不从政，也不领军，他孤踪特立，翩然飘引。

行走江湖六十余年，凭薄薄两片嘴唇，兴趣所至，骂遍天下。

狂放不羁的背后，王闿运有真本事。

事实上，王闿运在“风流”与“骂人”两个标签之外，他是清末民初真正有大文化成就的人。他自己早年不怎么看得上的“诗文之学”，日后成就了他无与伦比的高度。

王闿运

01

作为一代教育家，王闿运从22岁起便到湖南武冈教馆执教，自此便没有间断过。到83岁去世，61年里，“诗文之学”除了让他著作等身，还培养了数个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杰出人物。

杨度是王闿运的得意弟子。王闿运收杨度为徒，目的是传授“帝王学”。清朝末年，眼看本人“帝王学”毕生无成，行将随身带进坟墓，王闿运将它寄托到杨度身上。杨度拿袁世凯做试验，轰轰烈烈办出“筹安会”，不幸搞成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制”。

王闿运是康有为的“太老师”、梁启超的“太太老师”。其间渊源，1879年（光绪五年），王闿运应亲家丁宝桢邀请，在四川创办尊经书院，出任山长。在这里，他教出了学生廖平，廖平又教出了康有为。康有为带领弟子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倡导维新变法，学问渊源，当在王闿运传播的“公羊学”。

近代著名的诗僧寄禅法师（八指头陀），是拜在王闿运门下的嫡传弟子；由木匠转绘画的画家齐白石，也是王闿运亲手调教出来的弟子。王收徒时便断定齐白石将以画闻名天下，其诗只是近乎打油的“薛蟠体”。

师以生荣，王闿运当之无愧地称得上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教师。

总结去看，王闿运一生唯一的世俗成功，恰恰在他自己不当回事的“诗文之学”，在以“民间独立学者”身份将毕生研究、创见用于教书育人这一点；他如痴如醉寄托全部希望的“帝王学”，试图以“当代苏秦”身份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最终实现为“帝王师”的理想，不但彻头彻尾失败，而且在开历史倒车。

如果晚清能回到战国割据、三国争雄、唐末并争，王闿运的“帝王学”可能成功。在“民主”萌芽的时代，他大谈“君主”，可谓不识时务，也让自己沦为“过气的古董”。

王闿运“过气”到什么程度？他顽固地不相信人民可以有权利、有自由。康有为主张“维新变法”，他便公开不承认有康有为这个太学生。因头脑里装的全是两三千年前的古人，他虽然抢在“洪宪帝制”垮台前溜回湘潭云湖桥，侥幸躲过一劫，但他给学生杨度写信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理由，今天读来仍让人啼笑皆非：“总统系民主公仆，不可使仆为帝。”

“方向错了，停止脚步，便是前进。”这句话用在王闿运身上再合适不过。

02

王闿运与左宗棠一样，在晚清帝国衰落的时代，他们均考虑以学问救世：左宗棠选择以“实学救世”，着眼现实，面向未来，通过“实干”来改变世界；王闿运选择以“春秋救世”，着眼过去，面向过去，通过研究古籍，保留并传承了文化，通过传播文化，影响数代人。

两人事实上代表了两类读书人的两种选择。

两人根本的区别在于，左宗棠影响世界用手，王闿运影响世界靠嘴。从中可以看出，世上最短的距离是从嘴到手，世上最远的距离是从说到做。

左宗棠

左宗棠晚年过于显赫的世俗成功，对巧舌如簧的王闿运而言，是无言的压力；而左宗棠鄙夷“名士气”，将“华士”称作“纤儒妄生”，无疑点中了王闿运的死穴，严重刺激到他的尊严与面子。这是本文开头王闿运不顾人伦礼仪，姿态高昂对左宗棠口舌讥讽的根本原因。

王闿运一生说话、行事凭兴趣、情绪，看似荒诞不经、潇洒无羁，其实他有难言之隐。他一生之所以到处骂人，仅仅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言辞凌厉的人，内心其实是脆弱的，他以攻为守，防备侵犯。彭玉麟看重他，他示好；郭嵩焘尊重他，他宁愿跟行政能力奇差的他去广东巡抚衙门做幕僚。他之所以公开戏弄袁世凯，还是因为袁世凯将他当“花瓶”。

王闿运一生纵横庙堂、江湖，他其实很清楚，自己所凭借的是术，而不是道。在所有备骂的对象中，唯大官最为安全。以他们的修养、地位，不敢轻易回击，致招惹舆论。王闿运一生对于普通人，尤其是下层人，始终是尊重的。他有着传统文人割舍不掉的臭架子，但也只在博取虚荣时才用。

上篇文章（绝代“骂才”王闿运：左宗棠竟然被当时的愤青劈头盖脸骂过？），王闿运意乱心迷、情绪满纸地将左宗棠左宗棠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究其原因，王闿运固然素来“文人无行”，但关键还是，左宗棠已入了他“说大官则藐之”的围，曾国藩也是。

高手对骂弱者胜，这是道家“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的规律。

若两人水平、层次有差距，高明者还可以通过事实指证、逻辑说服；当两个学问水准处在同一层面上，“事实正确”与“逻辑严谨”已经毫无作用，决定因素在一方的情绪与感觉。他只要感觉不对、情绪不满，随手可以找到一百个理由，陷对手于难寻头绪的文字网中，造出一桩百年无解的笔墨官司。

反过来看，作为强势的官员，左宗棠在如何与情绪化、意气用事的“民间独立学者”王闿运打交道方面，似乎也欠缺作为政治家应有的气量与方法。

王闿运这次回信骂架左宗棠，对左宗棠的刺激事实殊深。

左氏晚年与湖北朋友王柏心去信交心，国家危机四伏，前路依然任重道远，年齿已经日暮途穷，他希望王柏心能好好写一写自己在大西北的事情，可以考虑结集出版，称这件事一旦做成，功劳将不比自己收复新疆、捍卫国门小。左宗棠事实上已经在担心，自己一旦死了，不知道王闿运们凭兴趣所至，信手写来，将自己涂抹成什么样。问题也正在于此：以王闿运在文化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与不可动摇的地位，他无论怎么写，都足以传世。

以现代眼光看，王闿运生从传统的“诗文、功名”士人群体中脱身出来，毕生事实上已经做成了集“民间独立学者”与社会“公共知识分子”于一身的复杂且独特的士人。

作为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王闿运，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作为“民间独立学者”的王闿运，无论是等身的著述，还是满天下的弟子，都让他的世俗成功已经达到“稀有世尊”的高度。可惜他本人在生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民间独立学者”成功这点。今天从他的自撰墓志铭里，仍可以听出苦心不甘的叹息：

“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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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志频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图片（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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